周公东征彻底平定殷人叛乱之后，决定执行当年周武王的遗命，夷平殷都，并将居住在那的残余死硬分子（殷顽民）全都迁徙到成周（注1）去，给田耕种，并加以严密监视和思想改造。《逸周书·度邑解》载武王曰：“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
《尚书·多士》载周公曰：“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将你们迁到远方），比事臣我宗，多逊。”《尚书·多方》载成王曰：“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是你们自作自受）！”
而对于接受改造的殷商贵族，成王与周公表示尊重他们的文化与祭仪（注2），并保留他们的领地和臣属（注3），以示怀柔。另据《尚书·多方》篇云：“惟尔殷侯尹民，……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足见所迁者地位都颇高，这就像秦汉也喜欢迁徙豪强与旧贵族到咸阳长安附近一样，说得好听就是接受王化，不好听就是改造收编。
展开剩余97%李硕在《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中认为，殷人都迁离之后，周人系统而全面地摧毁了这座繁华二百年的殷商旧都，大火之后，富丽堂皇的商王宫只剩了灰烬和坍塌的成堆夯土，而方圆数公里内，数十个族邑聚落无一幸存。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这片土地沦为荒野，曾经巨大的城邑永远从人间消失，只剩深埋在地下的墓葬和无数的甲骨卜辞，以及那些献祭殉人和奠基人牲。
随后，周人又挖开了商王陵区的几乎所有高级墓葬，连同十几代商王及其夫人的墓穴均遭到毁灭性破坏：被挖成锅底形状的巨大土坑，直径十几米、深十余米，椁室中的尸体和随葬品被洗劫一空。劫掠和破坏完墓穴之后，这些巨大的盗坑又被周人费心费力回填，重新变成平地（注4）。看来，在彻底破坏之后，周人还有意识地要把这里变成被彻底遗忘之地。而考古在商王陵区域内发现的周人遗址，或许就是这些捣毁商王陵的人的生活遗迹。另据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可见早在西周初年，这里就已经是一片荒野废墟了。
李硕直言，这种规模的破坏行为与回填行为，绝对超出了盗墓贼的能力和作案条件，它只能是公开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由此推测，破坏王陵的行动即使不是周公布置的，至少也得到了他的默许。商王朝虽然已经成了历史，但他们恐怖的人祭习俗与宗教理念令周人感到厌恶与恐惧，所以必须捣毁他们的宫殿与陵寝，将这段恐怖历史彻底掩埋、遗忘。周公这一代人承受的负担，沉重到无法载入文字（注5）。要到三千年后现代考古才让它重见天日。
所以，考古虽然已经挖出了很多殷墟文物，但王陵中那些巨大而精美的青铜重器，大部分都消失不见了（注6）。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它们去了哪里，或许周人出于忌讳和厌恶，将商王的这些沾满了西土人牲鲜血的祭神法器全都融化成了铜锭或者铸造了其他铜器，以抹去他们曾经存在过的证据。考古人员在被认为是殷商重臣崇侯虎都邑的西安老牛坡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其墓葬尤其是中型木椁墓均遭早期的严重盗掘，无一幸免，人架全部扰乱，墓主遗骸或被彻底扬弃，随葬品几乎无存，而从碳十四测定的年代看，该遗址被毁的时间，正与文献所载周文王伐崇相呼应。
最后，周公旦又将那些没有参与叛乱且较为安分的那部分殷人王族安置在商丘一带，称为“宋”，并封纣王的庶长兄微子启（注7）为宋公，以延续殷商的祭祀（注8）。商丘位于黄淮平原中心地带，是当年商汤灭夏之根据地，亦是商代晚期镇抚东南的基地，其周边遍布淮夷野人与古商族邑，周人想要直接统治治理是比较困难的，不如建立宋国封予亲周的商人。当初武王伐纣，微子启便是第一个带头投降的殷商贵族，而且广有贤名，深受殷遗民之爱戴，所以周公旦多加怀柔，给予其最高的公爵爵位。前面提到的关中微史家族，可能也是微子一族的家族支系，受微子之命主动到关中为周王室服务的。
基于此，周公还给予宋国“宾国”的待遇，并特准其享用天子的礼乐与祭祀规格而奉商之宗祀（其用享于乃帝考）。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后来宋成公来郑国坐客，郑文公不知应以何礼款待，郑国大臣皇武子就说：“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丰厚可也。”也就是说，宋国是周天子的贵宾，周天子祭祀祖先，也要分给宋国国君祭肉；周天子去世，宋君来吊唁，即将嗣位的太子对他必须行拜礼，以示双方平等。
但所谓贵宾，一是尊重，另外一面说来也是一种森严的客气，更带着一丝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警惕与固有歧视，总之完全信任是不存在的。周公旦不仅心狠，而且心细，当初他几经权衡，选了宋这个好地方，其安排颇有学问。宋位于河南东部的黄淮平原，表面看是很富庶，但却是夹于齐、鲁、卫、陈、蔡等诸夏大国与成周的肘腋之间，且四面都是平原，根本无险可守，一旦发生叛乱，很容易就能平定。所以历春秋战国一世，宋国一直富而不强，很难有扩张的空间。
这样，以宋公为首的宋人就成了天下间非常尴尬的一个族群。一方面，周朝统治者对他们并不放心，时常警惕；另一方面，宋人常以先朝贵胄自居，始终无法忘怀自己身为高等民族的往日辉煌，比如《诗经》有《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级别最高的《颂》就只有周王室的《周颂》、周公旦后裔鲁人的《鲁颂》，还有就是殷商后裔宋人正考父所作的《商颂》。而《商颂》中最有名的一篇《玄鸟》，就是宋君祭祀商代祖先殷高宗武丁的颂歌，歌曰：
天命玄鸟（注9），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 龙旂十乘，大糦是承。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 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从这首颂歌就可以看出，宋人始终保存着民族复兴的梦想。特别是春秋以来，周室衰弱，礼乐征伐开始自诸侯出，姜齐称霸，荆蛮兴起，一切都预示着周人的时代即将结束，殷商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好时机已经到来，若不奋起，要是被其他姓氏代周而立，那么殷人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春秋初期，就有贤君宋戴公铸“戴公戈”，上有“王商戴公”的铭文。宋以公爵却自称“王商”，此僭称王号，野心昭然若揭。更有后来宋襄公之孙宋文公被以天子之礼下葬，被天下称为“不臣”；另外战国时列国称王，宋国也先于秦赵燕韩，并因此颇受嫉视；这一切都显示着宋人对于复辟殷商之痴心迷恋，多年不改，无可救药。
注1：见《尚书·多士》篇《序》云：“成周既成，迁殷顽民。”成周在瀍河东，在瀍河西，还有一座王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又称洛邑，乃周人统治者所居。洛邑的位置，就在“有夏之居”也就是夏都二里头古城以西20公里处（《逸周书·度邑解》周武王言）。西周时，周天子常常亲镇洛邑，接受东方诸侯的进贡，并举办朝会，规划协调与支援东方各邦国的建立与发展。周平王东迁后，刚开始的东周都城实际也是在王城，后来周敬王为避“王子朝之乱”，才从王城迁都到成周。《汉书》认为，王城（洛邑）即汉代的河南郡郡治河南县城，而成周则是坐落在其东约20公里处的洛阳县城，也就是东汉首都洛阳城。经学家郑玄与杜预都支持此说法。
注2：见《尚书·洛诰》：“（成）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周成王在新建的洛邑举行祭祀，却仍用殷礼接见诸侯与殷商降人，可见周朝对殷礼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尊重。另据《春秋·哀公四年》记“亳社灾”及《左传·定公六年》记“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鲁的统治者是周人，便与阳虎结盟于周社；鲁的国人是殷商遗民，便与阳虎结盟于亳社，二者泾渭分明。此时去殷商灭亡已有六百余年，殷人之文化仍存，可见周人在鲁，不过是少数的统治者。而鲁国征伐邾、莒这些殷商的旧方国，也曾将抓到的俘虏献于亳社，用人做牺牲，以讨好国人。三桓中的季平子还因此遭到鲁国君子的严厉批评，说周公之灵恐怕再也不会来享受鲁国的祭祀了；毕竟，周公是华夏的人文始祖，可他的直系后代居然杀人祭祀？（《春秋·昭公十年》及《春秋·哀公七年》）。
注3：朱凤瀚在研究了大量西周殷人贵族墓葬青铜器后就认为：“周人对商人强宗大族虽畏其庞大而解析之，但对于其基层家族组织与贵族地位却准其依然如旧。”参阅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2022年，第312-326页。
注4：殷墟最早的考古发掘主持者李济先生就指出，殷墟王陵的早期盗墓，其挖掘很明显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早期盗掘的痕迹往下达12公尺深，比现在的水平线低得多。盗墓者清楚地知道埋葬珍品的确切位置，他们把导坑几乎正好挖在木椁的顶端。所以李济先生判断这些盗墓约始于周朝，因在回填的盗墓的顶端发现一东汉墓。参阅氏著《安阳》，商务印书馆出版，2017年，87-95页。另外，李学勤也发现在周初的《何簋》铭文中，将周公毁灭殷为废墟的行为称之为“公夷殷”，并以此纪年。参阅李学勤：《何簋与何尊的关系》，《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2页。
注5：《史记》《左传》《竹书纪年》以及后世各种史料中都没有提及商朝可怕的人殉与人祭，《史记》上还称武丁在位时“修政行德，天下咸欢”，实际上武丁在位期间，屠杀数量之多，人祭规模之大，都骇人听闻，远非臭名昭著的商纣可比。由此可见司马迁所看到的史料也已经被周人系统性的修改过了。
注6：只有王陵外围的一些次等墓中出土了零星的劫余，如一吨以上的“后母戊鼎”，但这是从商王武丁的王后墓中出土的，并不在商王陵区。李竞恒指出，殷墟已发现八座亚字形大墓都遭受了深及椁底的大规模破坏，周人甚至还在商王陵区埋葬夭殇而逝的婴儿瓮棺以为厌胜。参阅李竞恒：《天命中的“王权与神祇”》，原载于《书屋》2017年12期。
注7：微是族名，亦是地名（即商王畿地区内其家族属地）。“子”在这里是指族长而非爵称。“启”才是他的名字。
注8：甲骨文与金文的“宋”字，作庙内有一木之状。《说文》中“宋”的定义是“居”，其意义可能由祖先神灵所居之处得来。此故地应是商王们保存他们祖先最为神圣的宗庙、灵位和王权象征物之所。今日中国人的神主牌位以木料作成，可以说渊源甚远。另外，杨宽《西周史》认为，“宋”即“商”字的音转。《左传·昭公十七年》：“宋，大辰之虚也。”大辰乃远古时代的古国，早于商汤居此数千年。辰即是辰星，又称商星，乃黎明时在东方出现的星宿。商丘二字，即东方明星升起的山丘之意，也是商族名称的来源。看来，中国最古老的（而且现在还在用的）地名，恐怕就是商丘了。只不过此处位于黄河泛滥区，从971年至1699年730年间，有17次黄河决堤造成的严重洪灾，普通地面淤土深约五尺，其下即黄沙，连片汉代陶片都见不着，更别说史前遗址了。
注9：商人有玄鸟传说，说商祖“契”乃简狄吞玄鸟蛋而生。商代晚期的青铜铭文中亦有“玄鸟妇”三个字，可能是通灵降神的女巫，负责在王族祭祀中召唤玄鸟之神降临。参阅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9页。
《春秋大变局》节选（14）宋襄之仁：旧信仰与旧战礼的崩溃（2）在周灭商的第四年，周武王去世了。据《荀子·儒效》说，因为当时武王之子周成王还是个孩子，太宰周公旦担心天下殷人因此背叛周朝，遂撇开成王自己继承了君位，并称王统治天下（注1）。这引起了周武另外几位兄弟“三监”（三位监视殷人的诸侯）的严重不满。武庚乃趁机挑唆“三监”共同发动叛乱，殷商的东土方国与东南夷人们纷纷响应。
周公旦所处的形势非常严峻，周人反叛势力、商朝复辟势力和东夷扩张势力这三股势力合流，声势浩大，周朝内部人心惶惶，担心、动摇者大有人在，然而面对此等危局，周公旦却非常冷静，他召集周人贵族讲话，刻意淡化周室高层矛盾，强调这主要是商朝残余势力和周朝的较量（《尚书·大诰》）。于是，周朝朝堂团结一心，太傅周公旦、太保召公奭与太师太公尚，三公联手，前后七年，灭国五十（《孟子·滕文公下》），才终于平定了这股反叛势力。武庚与管叔皆战败而死（《史记》言武庚被诛，《逸周书》却称武庚“北奔”），蔡叔被放逐，霍叔废为庶人。另据文献记载，此次东征，进行的非常惨烈，特别是殷人的战象部队，在东夷地区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乃至周公率军一路将其驱逐至江南，才将其平定（注2）。远古时期，交通不便，东征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连斧子都不知用坏了多少，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所以在班师回朝的路上，将士们又作歌《诗经·豳风·破斧》曰：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周公东征，四国是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 周公东征，四国是遒。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 周公东征，四国是遒。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顺便说一下，在平定叛乱的时候，原本位于今山东曲阜的奄国，因为曾是殷王南庚、阳甲、盘庚三代的国都（盘庚时才迁殷），商遗民颇多（注3），所以对周的反抗也最为激烈。周公旦对他们的报复行为也异常血腥，他竟然将奄国大量精壮男丁都施以宫刑贬为奴隶。中国至迟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发现，阉割后的动物不受羁绊的野性可以大为降低而更容易驯养，并熟练掌握了阉割猪、马等牲畜的方法。故殷王也有阉割羌人以降低其野蛮性情与反抗能力，使其为宫中奴隶的做法（注4）。周公旦将奄人施以宫刑，也算是学习殷王好榜样，此后，受此刑的男人就都被称为“奄人”。到了秦汉之时，宫中常用奄人来守门，于是又在“奄”上面加“门”，成“阉”，太监于是又叫“阉人”。还有学者认为，现在山东人喜欢用的“俺、俺们”，成语里的“奄奄一息”，可能也与奄国有关。无独有偶，据希腊历史学者希罗多德说，公元前5世纪时波斯人侵入希腊，俘虏的很多希腊少年，也被阉割充当了波斯王朝的宦官。东西方人喜欢阉割俘虏的历史，倒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当然，周公身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不仅懂得杀鸡儆猴，也懂得恩威并施，东征结束后，他又主导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行动，对周人盟友与殷商遗民，该酬谢的酬谢，该管教的管教，该收编的收编，该安抚的安抚，该拆分的拆分，让周人与殷人混编散居各地，以杜绝殷人再度反叛的可能
首先，周公的幼弟康叔本是封国在康的，现改封于殷墟以南六十公里的朝歌，改称卫国（注5），并赐予殷民七族，包括其直系亲族、分族以及附属奴隶（注6）。为了保持殷地的稳定，周公还谆谆告诫康叔必须吸收“殷先哲王”的成功经验，多向殷商的贤人与长老咨询意见，时刻注意用殷商的政治风俗去执行周朝的法律（注7），以怀柔殷民。但是在刑罚上，则要求康叔必须垄断“刑人杀人”的权力，其他任何人不得擅自做主。
其次，周公的长子伯禽本是封在鲁的，现在打下了奄国，就把他改封在那边，连鲁这个国名也带过去（注8），并赐殷民六族。无论是授予康叔的七族还是伯禽的六族，名称大都和手工业有关，有制陶、冶金、车马器等，应该是赐给鲁卫国君的私人产业，而非当地商人民众。在百工技术上，殷商的水平远高于周人，鲁卫国君想要发展这些产业，就需要依靠这些特殊的殷民技工。
第三，在汉水以西，随州到枣阳处在大洪山与桐柏山中间地带，有一条地势平坦的狭长平原，被称为“随枣走廊”，自古就是战略和交通要道。只要占住这里，不仅可以向东控制淮夷，向南震慑荆蛮，还可以通过涢水连接长江，将鄂东南铜矿区的铜矿资源，以及赣北锡矿资源、赣东铅山的铅矿资源（注9）输送至洛阳，以助力周室青铜冶炼产业链。基于此，周公又将周室重臣南宫适之子封到随州一带的曾国（又称随国），号为“南公”，负责“克狄淮夷”（曾伯粟簋铭文），并保障随枣青铜走廊的通畅。
第四，周公又将其他商王势力所及的地方，如齐和燕，封给吕侯太公尚之子（封地本在吕）与郾侯召公奭（封地本在郾）之子，以酬谢盟友，同时也可监视、防卫箕子朝鲜及环渤海地区之燕山殷遗民（注10）；同时又将淮河上游的北侧支流地区，封给被放逐的蔡叔之子蔡仲（蔡国）、武王女婿陈满（陈国）还有周公的第三子蒋伯龄（蒋国），以监视、防卫下游的淮夷诸国。换言之，这些国家以及后来封的晋，任务就是在各大战略要地武装殖民，震慑殷夷戎狄，为周室扎好篱笆墙（封建亲戚以番屏周）。
第五，对于殷人中较为服从周化的贤士大夫，周室将其迁徙到宗周以北一带（注11），在进行严密监视的同时，也招揽其中一些文化人才。因为相比殷人，周人文化较低，需要吸收殷人的书面文化和行政管理经验。其实，早在周武王时，周室已将不少殷人旧族迁入陕西，陕西各地出土殷器甚多；1976年，在陕西扶风县庄白村出土了103件青铜器，有铭者74件，经考证这都是微史家族历代所传之各种礼器。微史家族本是殷商贵族，世代担任殷的史官，归顺周武王后，便举族迁居关中，继续为周室担任史官的职务。由其家族著名的“史墙盘”铭文可知，微史家族不仅被周人置放于其心腹之地周原，并得到采邑、田地，世代受周王恩宠（注12）。另外2014-2015年在周原凤雏建筑旁，考古人员发现了立有石基的庭院，这正是迁徙到周原的殷人氏族的“亳社”（注13）。
注1：见《荀子·儒效》：“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尚书·康诰》中亦提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康诰》乃册封周公旦弟弟康叔于卫国之时的诰辞。因此，当“王”说“吾弟”时，“王”显然不可能是周成王，而只能是周公旦。
注2：见《吕氏春秋·古乐》：“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於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於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注3：2019年，考古人员在曲阜市小雪街道西陈村西陈遗址，发现了大规模中、晚商时期遗存，并发掘出山东地区数量最多、最为集中的商代祭祀遗存。另外，西陈遗址只发现有少量西周早期的遗存，证实在西周早期以后，这里的殷人已被迁走，这里的旧都已遭废隳。
注4：《合集》00525：“庚辰卜，王：“朕阉羌不死？”
注5：《史记·卫康叔世家》《索隐》云：“康，畿内国名。宋忠曰：‘康叔从康徙封卫，卫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内之康，不知所在。”《史记·卫康叔世家》又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子均以康称，足见康是国名而非谥法。而卫即殷字，古读殷如衣，郼、韦古音皆如衣，即殷字。
注6：见《左传·定公六年》：分鲁公以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类丑”作“丑类”。其注云：“丑类同义词连用，此谓附属此六族之奴隶。”《诗经·小雅·出车》：“执讯获丑。”“丑”在先秦文献中多含对俘虏、敌人贬称之意。
注7：此即《尚书·康诰》之“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比如，在周公发给康叔的另一封文告《酒诰》中，虽然对周人和殷人都Cc22.iNFO68实施禁酒令，但规定周人如有聚众饮酒者，“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而对于殷之“诸臣百工”酗酒的，“勿庸杀之，姑惟教之”。考古人员在山东、洛阳等地的西周殷人氏族墓葬中也发现了大量铜爵、铜觚等随葬酒器，而周人墓葬中则都是鼎、簋、豆等食器，酒器非常少。
注8：傅斯年先生《大东小东说》考证说鲁之原封在今河南鲁山县，及周公平奄，乃改封于曲阜。
注9：先秦青铜器乃是铅、锡、铜合金。据2017年北京科技大学研究报告《长江中下游早期矿冶遗址考察研究》，江西北部是最有可能的先秦青铜冶炼中的锡原料产地。而江西铅山位于赣江支流信江流域，这条上古铅矿运输水道应是由信江-赣江-长江-涢水到达随国。
注10：殷商卜辞及《楚辞》《山海经》《竹书》《清华简》等古籍记载，殷人的先祖王亥（约生活于夏王泄时，即公元前1996-前1980年间），赶着牛车贸易至燕山南麓的易水边时，曾被当地有易部落见财起意杀死，牛车牛群都被抢走，他的弟弟王恒也被有易掳去做了“牧夫”。王亥之子上甲微非常悲愤，为报此“杀父辱伯”之仇，遂向河伯部落借兵灭了有易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根据这些记载，认为“殷先国之国境，必与有易毗连”。另据金景芳、苏秉琦、潘其风等考古学家考证，燕山北麓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很可能就是先商之国的文化遗存。综合诸位考古前辈的研究成果与《逸周书》谓武庚失败之后“北奔”的记载，这武庚应是败逃回了殷商人的东北老家。傅斯年《东北史纲》云：“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故燕侯此次远封燕山，则应还有追奔逐北、斩草除根的任务。《逸周书》顾名思义，乃是“散落的周代文献”，其来源非常古，可信度恐怕还在史记之上。
注11：见《逸周书·作雒解》：“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孔晁注：“献民，士大夫也。”周秉钧易解：“献民，贤民，与顽民相对，指服从周化者。”而所谓“九毕”，大概是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的封地，位置在今西安市西北咸阳原一带，正是在宗周以北（所谓宗周，大宗宗庙所在也，也就是西周王都镐京）。
想要让大家真正了解宋襄公，就必须先把宋国的历史讲清楚，因为他的霸业，与殷人数百年的复兴梦想息息相关。
在公元前12世纪左右，商王朝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文明与人口最多的联邦国（当时巴比伦王国已经衰弱，亚述帝国尚未兴起），他们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与纺织、酿酒、畜牧技术，还拥有着令人震惊的宏伟城市，大型仓储设施，以及发达的城市供排水系统。当时，东亚地区有数千个部落与方国向它进贡，接受它的文化，承认它为宗主国（注1）。然而，从公元前11世纪开始，周人凭借其先进的农耕技术、普世的文化理念、稳定的宗法继承与城邦殖民制度（分封制）在关中平原上崛起，此种包容开放的政治心态与政治体制对于广阔地盘的开拓力与控制力，远胜于商王朝封闭的统治体系与毫无凝聚力的方国联盟制度，于是在1046年，周人抓住机会，联合西土诸族（史书称“牧誓八国”，其中除羌在西北，其他蜀、濮等七族皆在西南），一举灭掉了因屡伐东夷、穷兵黩武而政治崩溃的商王朝。商王朝的灭亡除体制原因外，还因商人普遍耽溺于音乐歌舞，加之喜好酗酒群饮，杀牲娱神，故而战斗力不及周人。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商代青铜器含铅量过高，殷商贵族又喜欢饮宴，所以容易铅中毒，导致智力降低、体力下降，甚至损害生育能力。
商纣及其死党虽已败亡，但殷人乃大族（大邑商），又曾统治有“亿兆夷人”（注2），其人口远多于周人（小邦周），光一场的牧野大战（注3），对其损失可以忽略不计，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周武王也心里没底，想当年，殷商是何等强大，祭祀仪式是何等奢华残暴，如今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殷商显贵，却被迫匍匐在自己脚下（注4），可以肯定，他们不会轻易接受周人的统治。况且，战败的殷人包括三部分，只有一部分投降了，还有一部分远走退居辽东与朝鲜半岛以示不臣（注5），另外还有更多的商人族邑、方国仍盘踞淮岱，一旦叛乱再起，随时星火燎原。如今到底该怎么处理他们，让他们接受亡国的事实呢（注6）？
据一些古籍记载，周军的统帅太公吕尚此时提出了一个相当残酷的建议，想要杀光所有殷人。引文如下：
刘向《说苑·贵法》：“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太公对曰：‘臣闻爱其人者，兼爱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咸刘厥敌，使靡有余，何如？" 伏胜《尚书大传·大战》：“纣死，武王惶惶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问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闻之也；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胥余。”没想到吧，姜太公竟然是如此一个狠人，好重的杀性！
事实上，吕尚所领导的羌族跟殷商是多年死敌（注7）。卜辞中经常提到，商人俘虏羌人，用做奴隶或者献祭的牺牲品。事实上，“羌”的甲骨文造型，就是一个头顶羊角的人，脖子被捆绑甚至拴在木桩上，表示他们已经被俘获，如卜辞中的“羌刍”就是羌人畜牧奴隶。这些羌人奴隶往往会有逃亡发生，卜辞则常见关于逃亡者能否抓捕回来的占卜。另据胡厚宣1974年统计，卜辞中商朝共用了至少14197个殉人，其中7426个是羌人（氏著《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在一个例子中，商王武丁为祭祀祖父祖丁，竟一次就杀了三百个羌人（三百羌用于丁）。再比如《合集》32093拓片：“卯三羌二牛。卯五羌三牛。”“卯”就是把人或牲畜对半剖开、悬挂展示的祭祀方式（注8）。简单一个字，充满了羌人的悲惨血泪。
相反，羌族与周族则是累世婚盟，如后稷之母姜嫄，周太王之妻太姜，周武王之妻邑姜（吕尚之女）都是羌女。由此可见，姜与姬周，亲如一家；但与殷商，不共戴天！
其实周武王也与殷商有不共戴天之仇：不仅其祖父季历曾被商王杀了祭神，其父周文王也曾被商纣长期囚禁差点做了人牲，还有他大哥伯邑考，更是被商纣剁成肉酱并逼迫周文王父子吃下（注9）！这笔笔血债，难道就不用偿还的吗？所以当年周军牧野之战后攻入殷都时，武王也曾亲自持钺，杀祭了少数商纣王的帮凶死党（见《逸周书·世俘解》）。但武王毕竟是一位王者，他很快就从仇恨中清醒过来，觉得太公杀光殷人的建议太不靠谱，恐怕才刚实行，商人就会因走投无路而发动叛乱。于是他又跑去问自己的“心理辅导师”四弟周公旦。身为一位冷静的政治家，周公建议：
“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惟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周武王认真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于是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故殷都，以延续商汤的宗祀。但师尚父的话也有道理，所以，为了防止他们叛乱，周武王又将殷商王畿之地（今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一带）一分为三，封给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派他们监视武庚与殷人，史称“三监”。
图：铜钺，用最萌的笑，砍最铁的头
然而，在周灭商的第四年，周武王就去世了。据《荀子·儒效》说，因为当时周成王还是个孩子，太宰周公旦担心天下殷人因此背叛周朝（恶天下之倍周），遂自己继承武王之位（屏成王而及武王），成为周王朝的实际统治者（七年后待成王长大才授之以政）。这引起了“三监”严重不满，因为管叔才是周武王三弟，在继承顺位上高于四弟周公旦（周武王的大哥伯邑考早死）。武庚乃趁机挑唆“三监”共同发动叛乱，殷商的东土方国与东南夷人们纷纷响应（注10）。
注1：在《史记》的族源传说中，夏、商、周、秦四族祖先皆乃虞舜朝之大臣：夏禹为司空，职司水土工程，象征夏族对基建之热衷；周稷为农师，提示该族以农耕为经济主业；而秦的祖先伯益乃“虞人”，负责“调训鸟兽”，可见这是一个以驯兽放3c.Cc22.iNFO68牧为主的牧业民族；此三族皆以营生为官职，象征其务实、刻苦而笃行之民族性格；惟商契为司徒，职司教化，象征着殷商民族对文教事业的重视，这是一个文化优美耽于理想（发明甲骨文，青铜艺术登峰造极）且热爱享受的民族。
注2：《尚书·泰誓》：“受（纣王的名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考古也发现，夏都二里头是被一群有着不同陶器文化的东方部落的松散同盟给灭掉的，商族只是其中的核心部族。
注3：毕竟，当时纣王的嫡系部队远在江苏淮北地区镇抚东夷，防守国都的大部分是临时拼凑的战俘、奴隶，这些炮灰不想卖命，于是“前徒倒戈”，“商庶若化”，商人大军就像滚水冲刷的油脂，瞬间溃散融化了，结果让周人轻松攻入了殷都。故而《左传·昭公十一年》载叔向云：“纣克东夷，而陨其身。”
注4：见《逸周书·世俘》：“荐殷俘王士百人。”所谓“王士”，《尚书·多士》云：“士者，在官之总号。”
注5：《尚书大传·卷二》：“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史记·宋微子世家》：“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注6：关于周人的这种忧虑，可见《诗经·大雅·文王》：“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注7：这里的羌族，主要是山西、陕西地区的土著居民，即尧舜时代“四岳国”的后裔。《国语·周语》：“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商灭夏后，姜姓羌人沦为蛮夷，后又与周人合作灭商，并与周人逐渐汇聚成华夏族。在后世汉语中，“羌”字又演变成汉人对位居甘青河湟一带的卡约文化的少数族群的称谓，这和商代的“羌”已经不是一同一种人。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羌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族群概念，而是“西方异族”的一种泛称，其概念随着华夏边缘外扩而不断西移。
注8：这种展示献祭肉体的方式，或许就是后世“酒池肉林”传说的来源。甲骨卜辞中还有更多残酷杀祭羌人的花样，如“伐羌”，这是砍头祭。如“肔羌”，这是取肠祭。如“册羌”，这是将四肢都斩断，仅留下躯干用作祭奠，“册”在甲骨文里就是剁成块的意思。如“戠羌”，这是取完羌人内脏后，将其风干做成腊肉。如“蔑羌”，“蔑”字甲骨文的字形是用戈砍人的两脚，被砍的人瞪大眼睛张望。这是一种先把脚砍下的杀人祭祀方式。再如“胹羌”，“胹”是烹煮之意，殷墟出土过几例青铜甗（蒸锅）中有人头骨的现象，头骨颜色灰暗，与一般棕黄色的头骨完全不同，于是专家们便提取头骨样本进行科学检测，结果发现骨头里面的钙质流失严重，这意味着，这人头是专门被放在青铜甗里特意煮熟了的。
注9：屈原《天问》：“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定州汉墓竹简《六韬》里也有说，“质子于殷，周文王使伯邑考”，“有诏必王食其肉”,“文王食其肉”。另据周原甲骨“册周方伯”，册有册封之意，也有杀祭之意。“册”甲骨字形像一条条肋条骨，意思就是把用于祭祀的人杀死，然后剖开胸膛摆好，并显露出一条条肋骨。如《合集》1027正：“丁巳卜，争贞，降，册千牛。不其降，册千牛千人。”所以有学者认为，纣王把人肉酱赐给臣下，是商人传统的一种结盟仪式（共同接受先王诸神的福佑），这次把伯邑考的肉酱赐给周昌，应当是册封“周方伯”典礼的程序之一。参与献祭的人，包括周文王父子在内的周高层，都被逼分食了伯邑考的肉；而纣王看到周人终于接受了殷商的宗教必然相当满意。在纣王看来，周邦正在从蒙昧走向开化，在商朝的天地秩序里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参见代生，江昌林《出土文献与<天问>所见商末周初史事》及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第二十三章。
注10：参与叛乱者包括鲁地的奄君，齐地的薄姑氏，还有南方的淮夷、徐戎、熊氏、盈（嬴）氏等部族。见《汉书·地理志》：“齐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时，薄姑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史记·鲁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淮夷、徐戎，亦并兴反。”《逸周书·作雒篇》：“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
义熙五年（409年）三月，也就是在南燕侵扰东晋后仅一个月，晋廷中军将军刘裕便召开朝会，商议亲自北伐南燕之事。这不仅因为南燕入侵使边境百姓受苦，也因为最近刘裕在朝堂上被刘毅一党怼个不停，心里很不爽，需要灭个国来立立威！
此议一出，朝中这些门阀士大夫们纷纷表示不可。其中一帮软骨头书生是害怕打仗的，东晋自建国以来多次北伐，少有成功者，也从来没有保住过胜利果实，而且还曾被鲜卑名将慕容垂爆锤过N多次，桓温刘牢之等牛人无一幸免。如今又要对阵鲜卑人，大家心里打鼓啊！
而另一帮人则是以刘毅谢混为首的反裕联盟，他们是为反对而反对，凡是刘裕要做的事情他们就是要反对。而且刘裕的本事他们最清楚，太能打了，真要被他灭了南燕获得无上的战功与威望，刘毅他们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势力又会再度被打压下去。另外如果刘裕大军在北方陷入僵持，西蜀谯纵、天师道卢循趁机生事，这可如何是好？于是刘毅特意从姑孰发来书信阻止刘裕，表示：“苻坚侵境，谢太傅（谢安）犹不自行。宰相远出，倾动根本。”（《宋书·谢景仁传》）言下之意，就是反对刘裕北伐灭国建立功勋，甚至意图从刘裕手里把北伐的旌旗夺过来。
刘裕看信后很恼火，你刘毅不是自称“亚相”吗？我这个“宰相”远出了不是还有你这个“亚”的吗？如果谯纵、卢循趁机生事，你就把他们给干掉，战功也就不在我之下了，怕什么！？
结果，朝臣之中，最后只有臧熹、谢景仁、孟昶三人赞同刘裕的计划。人数虽然少，但这三个人的表态对刘裕至关重要，有他们支持，刘裕就有底了，于是他力排众议，决议出兵！
臧熹是刘裕的小舅子，这些年来一直做着刘裕军府的参军，他认为此次平定南燕，是灭后秦、北魏统一天下的基础，“宁一六合，未为无期”！因为对于北伐来说，南燕所占据的山东之地太重要了，山东有重要的南北水道——也就是从前夫差称霸中原的水路，同时也是后世的京杭大运河的雏形。另外你先打下山东，再拿下河南，掌握整个黄河中下游，就不再四面受敌，就比较容易守住中原之地了。
基于此，臧熹坚持要求跟随刘裕出征北伐，以立大功。对于臧熹的豪言壮志，刘裕非常欣赏，他这个小舅子，从小爱好经籍，又习骑射，曾亲射猛虎，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但刘裕却并不想带他北伐，此次作战，不仅要收复北府流民的故乡，而且还要通过战争来锻炼考验、通过军功来培养浇灌一个忠于自己的强大武力集团，从而助力自己创造更大的事业。而臧熹是自己的小舅子，忠诚与能力都无需考验，不如让他留守后方。于是刘裕调任臧熹为临海太守，以防范岭南卢循从海道来袭。
谢景仁则是高门士族中少有的支持刘裕北伐者。谢景仁，名裕，因为跟刘裕名讳相同，所以史书皆称其字“景仁”。这位谢景仁是建康甲族中的一位异类，为人矜持严肃，性喜整洁（注1），且生平对权贵从来没有好脸色，当年司马元显的谋主张法顺非常受宠，权倾一时，朝廷内外官员无不登门拜访，只有谢景仁从来不去，结果得罪了权贵，直到三十岁还在七品的高门起家官著作佐郎原地踏步。后来桓玄得知谢景仁博闻强识非常有才，让他当了自己的参军，接着又升其为五品黄门侍郎，领四品骁骑将军。谢景仁以门下省之清望官，再领着禁军六军之一，兼带文武，益增其重要，所谓“望实清显”，桓玄对景仁可谓看重了（注2）。据说桓玄出行，宠臣殷仲文、卞范之等人都骑马跟从，只有谢景仁可以上辇陪同。
可是，谢景仁对桓玄仍然没啥好脸色，当时刘裕正被桓玄夺了兵权随桓修在建康交游，期间也曾跟谢景仁吃过一次饭，饭还没好，桓玄诏命传来，召谢景仁入朝议事。桓玄性急，短时间内多次传诏催促，刘裕连忙告辞好让谢景仁入宫，但谢景仁就是不放他走，直到陪刘裕吃饱，才动身应召。在那样一个门户壁垒森严的社会背景下，谢景仁竟宁愿得罪皇帝也要陪刘裕这个寒门将军吃饭，与王谧早年善待刘裕相似，都让刘裕深感知遇。
总之，刘裕与谢景仁是老交情了，所以执政后便让他担任自己军府的司马，并领晋陵太守。关于这次北伐，谢景仁认为，虽然刘裕匡救晋室，立了齐桓公、晋文公一样的功勋，但不论德行还是威望都还不能使天下人心服，平定南燕之后，你可以进军中原，“观兵洛汭，修复园寝”，这难道不比姑息鲜卑，“坐长寇虏，纵敌贻患”要好么？
听了谢景仁的表态，刘裕大喜，于是以其为大司马府左司马，专总府任，并领右卫将军，留守建康。晋安帝是个傻子，现在估计以后都不会有太子了，其弟司马德文聪明有才，是安帝之后的皇位继承人。刘裕担心自己不在时，有异心者会拥护司马德文搞事情，所以特此安排谢景仁总管司马德文的大司马府事务，随时往北汇报朝廷动向，防备有人作乱。几年后谢景仁又升任领军将军、尚书左仆射，与刘穆之合作执掌朝廷尚书台。只可惜谢景仁未入宋即已病故。景仁的弟弟谢述，本是刘毅僚佐，后经景仁引荐为刘裕的参军，入宋后官至左卫将军、吴兴太守。景仁的女儿，则嫁给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景仁下葬时，刘裕亲临，哭之甚恸，还写信给弟弟刘道怜说：“谢景仁殒逝，悲痛摧割不能自胜。汝闻问惋愕，亦不可堪。其器体淹中，情寄实重，方欲与之共康时务。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奈何，当复奈何？”（《宋书·谢景仁传》）可见谢景仁对刘裕之作用与影响。
至于尚书左仆射孟昶，这可是建义集团的文官代表了，一直在朝廷尚书省主持政务。此前在二刘之争中，孟昶一直偏向刘毅，如今却又表态支持刘裕，由此可见孟昶应有其独立之势力，而在二刘之中随时摇摆，以为自己谋求权力利益。对于这一点，刘裕自然心知肚明，但既然孟昶这次支持自己，则说明对孟氏仍有拉拢争取的空间，可以尝试一下。于是，刘裕以孟昶“监中军留府事”，也就是让他兼管自己中军府的留守事务。
四月十一日，刘裕率军从建康登船出发。二月南燕犯边，三月刘裕申请，四月就正式开启灭国大战了。这便是南朝第一英雄刘裕的行事风格，雷厉风行，效率极高，毫不拖泥带水。事实上，在整个两晋南朝，都没有像刘裕这么玩儿的，太狠了，太欺负小朋友了。
关于此次出征兵力，史书未做记载，李硕从前后几次战争的规模推断，晋军兵力应在四万左右（注3）。但东晋灭南燕后实力大为增强，不可以后面晋军兵力推算此战。而且此时谯纵、卢循的威胁都在，东晋在荆州、江州、豫州的军队应该是不会动的。所以我认为此次出征的晋军大多就是青徐二州的北府流民军，人数估计也就两万多。南燕与南燕毗邻东晋之地就是原先西晋的青徐二州，北府兵的老家祖籍都在这里，刘裕率领大家伐燕，正有一种万众一心打回老家去的气势在，军队数量即使有劣势，也不足为虑。
刘裕部队首先乘舟舰北进，沿着四十年前桓温征前燕的路线，由长江入中渎水运河，至淮阴与二弟刘道怜部队汇合，取出军仓囤粮供应大军。然后便以刘道怜为先锋军，横渡淮河，再溯泗水北上，于五月抵达晋国北境边境重镇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在三个月前，南燕军刚在下邳、宿豫一带洗劫过，这里很多居民都与亲友离散，如今都躲在邬堡里过苦日子，如今看到晋军将要北上伐燕，大家不由都振奋起来，参军的参军，供粮的供粮，总之都鼎立支持刘裕打这一仗！
但晋军只在下邳修整了很短一段时间，刘裕很快下令，全军弃舟登岸，步行一路向北，进占三百里外南燕的琅琊城（今山东临沂）。
命令传达后，大家都疑惑不解。从下邳到燕都广固（今山东省青州市益都镇西北），一共有中西东三条通道。刘裕选择的这条是中路，即经琅琊翻越大岘山，进入鲁北平原，再经临朐至广固。所谓大岘山，就是鲁南丘陵中沂山东侧的一座险山，山两侧谷底为山东中部南北通行的重要通道，春秋时著名的齐南长城蜿蜒山脊，穆陵关扼居其中，险峻天成。顾炎武《山东考古录》就说：“齐之边境，青州以南则守在大岘，济南以南则守在泰山。”所以这条线路虽是直线距离最短，但如果鲜卑设重兵在大岘山的齐长城、穆陵关进行阻击，拖延时日，对深入山区、缺少补给的晋军将相当不利。
另外两条通道就好走多了，西路即当年桓温北伐前燕时的水道，刘裕舰队不下船，继续溯泗水向西北航行五百里，直至高平郡（治今山东巨野县）登陆，收复南燕占领下的鲁中地区，逐步进逼燕都广固，或者也可以继续经巨野泽桓公渎（桓温四十年前北伐时所疏浚的运河）驶入济水，直至距广固以北百余里之遥的临济县（今山东高青县东南），从那里登陆然后向南展开进攻。此时已经是五月即将进入雨季，河流水量充沛，走水道可以辎重给养随身带，总比走陆路要省力得多省运费得多，有几段运河年久失修可能要疏浚一下，但应该费不了多少工夫，且沿途都是居民密集的平地，补充给养也更容易。
还有一条东路，即绕开沂蒙山区，向东北经今莒县、诸城、潍坊一线循海而北，然后再向西进攻广固。这一路也得走陆路，但沿途都是平原，总不会被人堵塞在山区中进退不得吧。又或者，刘裕还可以舟行从淮水入东海，沿着海岸北上，然后由渤海进入巨蔑水，可直达广固（注4）。
所以有人就问刘裕：“燕人若塞大岘之险，或坚壁清野，大军深入，不唯无功，将不能自归，奈何？”
刘裕却回答：“吾虑之熟矣。鲜卑贪婪，不知远计，进利虏获（指此前为补充乐队而掳掠晋边境人口之事），退惜禾苗，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必不能守险清野，敢为诸君保之。”
如前所述，刘裕乃乡间赌徒出身，他在古今英雄之中最大的特色就是愿赌不服输的性格！他每次都坚信自己的判断，然后押上一切跟别人拼了！而他厉害就厉害在他每次的判断都赌赢了（除了输给刁逵三万钱那次），这未必没有一点运气的成分，但也是他考察人心后深思熟虑的结果。
慕容超这个人，是半路接班一夜暴富的小年轻，这种人为了个乐队就去掳掠邻国，可见其鼠目寸光，只会看着眼前的利益而绝不舍得坚壁清野把自家的粮食都毁了。况且，南燕在青州统治了才不过十二年，这里的百姓又大多是汉人，对这鲜卑政权有何忠诚可言？而要坚壁清野实施焦土政策，是需要老百姓愿意付出牺牲积极配合才行的。而青州的汉人豪族肯这么干么？到时候闹起事儿来，恐怕南燕崩溃的要更快。三国时刘备攻刘璋，刘璋不肯坚壁清野，原因也就在这里。
至于“塞大岘之险”，刘裕也赌慕容氏不会这么干。这些年来鲜卑人太依赖大平原骑兵冲击战术了，他们不会也不爱用汉人的步兵守险战术。如果晋军走东西两条绕远之路，一则给了燕军充足的备战时间，二则也是以己之短击彼之长。因为晋军最缺乏的就是骑兵（注5），一旦燕军阻塞河道，逼迫晋军在利于魏军的平原上登陆，然后从容调集大队骑兵在有利战场上对ul.Cc22.iNFO68晋军进行围追堵截，则晋军必陷被动。即使晋军完胜，战场距离广固尚远，慕容超也会有充足的时间向后秦、北魏跪求援兵，到时候就变成持久战了。而一旦战局陷入僵持，东晋后方的西蜀谯纵、天师道卢循一定会前来进犯，如果到时刘裕来不及率军撤回，则大事去矣。
而如果晋军走最短的中路这条线，则是攻其不备，南燕人肯定想不到刘裕这一招，就算发现了想起要“塞大岘之险”恐怕也来不及了。刘裕北府兵曾常年与孙恩天师道舰队作战，早已练就了靠两条腿跑过风帆的超强机动能力。调动军队聚险设垒也是要时间的，刘裕就赌燕军赶不上自己的速度（从琅琊到大岘山区只有数十里之遥）！即使赶上了，南燕鲜卑人的骑兵优势在山区无法发挥，双方在丘陵林木间步战，晋军的胜算也更大。
当然，刘裕这个计划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后方粮道容易被鲜卑骑兵骚扰甚至切断，所以刘裕在所过之处沿路筑城，屯放粮草，派小股部队驻守。
果然，一切皆如刘裕预判。当南燕人得知晋军弃舟登陆，并迅速进占琅琊后，不由大惊，他们意识到，晋军这次来，恐怕不是只为骚扰报复，而是想要攻灭南燕，于是君臣立刻召开了军事会议商讨应对策略，征虏将军公孙五楼提出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然后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刘裕可选择的东路），绝其粮道，别敕段晖帅兖州之众，缘山东下（即前述西路），腹背击之。
段晖应该就是从前的段部鲜卑族人，段部鲜卑原居于辽西，后南迁进入齐地发展，六十多年前为前燕所灭，段氏投降，从此长期与慕容鲜卑联姻，是诸燕统治集团中的一股大势力。段晖当时任南燕尚书左仆射，左将军，受命率一支精锐骑兵驻守在兖州的州治梁父（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南），准备在晋军走东路水路入燕时予以半途截击。没想到刘裕竟然没走东路。所以公孙五楼提出要让段晖赶紧率骑兵去断晋军粮道，同时派兵在大岘山守险阻击，两面夹攻，腹背击之，此乃上策。
中策：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禾苗，使敌无所资，彼侨军无食，求战不得，旬月之间，可以坐制，此中策也。
下策：纵贼入岘，出城逆战，此下策也。
其实上策和中策就是晋军中有人担心的“塞大岘之险”与坚壁清野之策。事实上，这两策都是军事常识，有点水平的人都能想到，关键还是得看可行性与执行力。然而慕容超和刘裕一样，都是特立独行、不讲军事常识的人，他对复杂的上、中两策都没有采纳，而是直接选择的最简单的下策。
慕容超表示；“今岁星居齐（注6），以天道推之，不战自克。客主势殊，以人事言之，彼远来疲弊，势不能久。吾据五州之地，拥富庶之民，铁骑万群，麦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鲜自蹙弱乎（首先自己向人示弱呢）！不如纵使入岘，以精骑蹂之，何忧不克！”
面对慕容超的托大，太尉、桂林王慕容镇深深表示担忧：“陛下必以骑兵利平地者，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弃险固也。”
慕容震是燕国的老将，十七年前在慕容垂灭翟魏时就曾立下大功，他的意见还是很中肯的，即便燕军赶不上在山南与晋军决战，但稍作阻滞总是可以的，胜不胜利没关系，总之拖久了总对燕军有利。这是慕容镇清醒的认识到刘裕并不好对付，现在只能以拖待变，等待北魏、后秦、谯纵、卢循等势力入局，那么至少可以将刘裕大军逼退。
然而，慕容超年少气盛，又是半路接班，所以急需战胜刘裕为自己树立威望，以逸待劳，所以也不肯听从慕容镇。另外，这位年轻君王自小在异国长大，四处流亡，极度缺乏安全感，所以即位之后大肆清洗慕容氏的老臣，从而诱发了一连串的叛乱。如果他要用公孙五楼与慕容镇的策略，就必须下放军权，把大量军队派往大岘山以南，那么南燕国都广固一带必然空虚，从而给政敌以反扑乃至逼宫政变的机会。所以，慕容超宁愿压缩战略纵深，也要将军队留在身边，不敢让他们远离自己。而刘裕之所以敢走中路穿大岘，也是在赌慕容超的这个心理。
看到慕容超的决策无可更改，慕容镇感觉相当悲观绝望，退朝后便向他的汉族同僚表示：“主上既不能逆战却敌，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敌入腹，坐待攻围，酷似刘璋矣。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注7）。”慕容超听说此言后，龙颜大怒，立即将慕容镇逮捕入狱，同时下令撤走西路梁父、东路莒城两地的守军，将所有主力收缩到广固以南三十公里的临朐，并加固城防，厉兵秣马，以待晋军。
另外一边，晋军从琅琊顺利抵达了岘山南麓，到这里，刘裕还有点紧张，但一路走在山谷中都没有碰到燕军的主力，只有少数鲜卑骑兵在远处监视着晋军的行踪。等到全军通过穆陵关到达山北之后，刘裕望向远方村庄中袅袅炊烟与广袤田野中即将成熟的六月小麦，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乃举手指天，大笑起来。
左右问：“公未见敌而先喜，何也？”
刘裕笑道：“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忧。虏已入吾掌中矣。”
注1：《南史·谢裕传》记载了他的一件趣事：“（谢景仁）居宇净丽，每唾辄唾左右人衣，事毕，即听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争来受之。”说谢景仁太爱干净，不肯随地吐痰，所以每次就吐在左右随从的衣服里，然后给这个随从放一天假，让他去洗衣服。结果后来每当谢景仁要吐痰，乐于放假的众随从就蜂拥到他面前，争着接受他的唾液。
注2：汉代的常设将军只有八号，魏晋时将军发展到一百多号，并由军职发展为军阶——其功能类似今天的军衔。不仅武官，文职也经常用军号标志位阶。所以我们看到王羲之（右军将军）、谢景仁、王韶之（亦黄门郎领骁骑将军）等文官从不曾率军出征，但亦领有将军号。到了南北朝后，军号进一步增加至两三百号。由此可见，和平年代将军制度往往会趋于简化，而战乱频仍之时，各种军号就伴随着四起的狼烟一起增殖了。而地方行政的军事化色彩亦随之日益浓重，不仅州牧、刺史，郡守带军号也成了经常现象，甚至县令也有带军号的。大略说来，“将军”之号向将校以及各类官僚的普授、滥授，便是其虚衔化、位阶化的最主要动因。参阅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7-143页；以及《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23年，第299-309页。
注3：李硕：《楼船铁马刘寄奴：南北朝启幕战史》，2020年，文津出版社，第147页。
注4：又称巨洋水，今称弥河，发源于临朐沂山西麓，由南向北经临朐、青州（广固）、寿光流入渤海，详见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六。
注5：当初桓玄篡晋时，慕容德的中书侍郎韩范曾提议南征建康，就说：“江淮南北，户口未几，公私戎马，不过数百，守备之事，盖亦微矣。”（《晋书·慕容德载记》）足见东晋的骑兵匮乏到何等程度。
注6：岁星就是木星。古代天文学家认为：“岁星所在，其国有福。”哪个国家的上空出现岁星（木星），那么这个国家将来就会国泰民安、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所以“岁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准星经》）春秋时吴越争霸，晋国著名星象学家史黯就说：“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左传·昭公二十年》）后来果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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